跳至主内容
  • EN
issue 1

基督宗教研究对中国学术的意义

何光沪

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特邀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及宗教学系

《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讯》,创刊号(2001年),页2-8。

   对基督宗教的研究,在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文学术的热点之一,而且升温的趋势仍在继续。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证明,基督宗教研究对中国学术具有某种意义,然而,迄今却未见专文充分地揭示这种意义。

 

  如果中国学术是完全自满自足、不假外求的,是毫无缺失、不需补充的,那么,任何新领域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对它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这个话题,必须从对中国学术及其缺失的回顾谈起。

 

一、中国学术之纵览

 

1、古代

 

1) 学术肇始与百家争鸣

 

  这里所说的中国学术,指的是人文学术。中国的人文学术肇始於春秋战国时期,除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编定所标志的文学、史学、典章、礼仪、音乐、哲学等人文学术,还有名家、法家、兵家等学之勃兴。在同一时期,又有孔、孟、荀、墨、老、庄、杨朱、韩非等诸子百家之思想争鸣。综观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是既有“学”,又有“思”;既谈“人”,又谈“天”;既论“形下”,又论“形上”。中国学术的童年,的确是“金色的童年”。

 

2) 经学独大与思想禁锢

 

A. 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与经学师法
 

   汉朝统一稳定之后,汉武帝用董仲舒策,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禁锢了百家争鸣的言论自由。由之而来的是儒家经学独大,而经学的传承又与宗法制度相关联,形成了师法授受的封闭方式。两者结合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受到禁锢。

 

B. 魏晋时期:自由思想与经学形式

 

   魏晋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动荡,促成了思想上的自由奔放,造成了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史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或者至少是中国学术史的“白银时代”。然而,即便是那些思想自由的“魏晋风度”代表人物,其论著也采取了经注的形式。何晏作《论语集解》,郭象则作《庄子注》,连神童哲学家王弼的主要著作,也分别题作《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解疑》,由此可见前一时期经学独大的影响之深。

 

C.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之全面影响

 

   这一统一时期科举制度之建立,用应试的“指挥棒”将自由的思想驱入羊栏。从四次应试的韩愈之二重人格,到五次应试的徐光启之幡然醒悟,竟用了800年的光阴!而佛教之屡次遭禁,从“沙门不敬王者”到法事依附“国主”;以及道教之附儒反佛,从道家远离政治到道士出入宫廷,在在表明在政治控制学术的制度下,思想自由必然衰亡。

 

D. 宋元时期:政治经学与低等臣民

 

   如果说周、张、程、朱等人的道学或理学,使儒学的体系化臻於顶峰,那么,新旧党争之利用今古文经,则使经学的政治化达於极致。到了蒙元时期,统治者把人民分成三流九等,儒生被贬为低等臣民,表明学术或学者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E. 明清时期:心学、实学与文字之狱

 

   陆九渊说:“道未有外乎其心者。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耳。”以“吾心”代替“神圣”之后,学者“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国运日衰,民生多艰,遂引出“实学”之批判。实学本欲经邦济世,岂料专制政权却大兴“文字之狱”。学者既有身家性命不保之虞,遂只能钻进“小学”,致力於文字训诂,忽视了思想发展。

 

   统而言之,中国学术自秦汉以降,与邦国大势有密切关系:合则学,分则思;治则学,乱则思。而由理学到心学,由心学到实学,由实学到小学的过程,更表明超越的思索逐渐减弱,天溶於人,上归於下,已成中国学术的一大特徵。

 

3) 佛道影响与正负作用科学哲学与神学的互动

 

  佛道两家当然对中国学术大有影响,但其作用也有正负两面。一方面,佛学(尤其是唯识学)之细密运思,道家(尤其是老庄)之形上思考,有助於中国学术中哲思之不泯。另一方面,佛教中的消极思想,道教中的迷信成分,又助长了学者对宗教偏见之形成。

 

2、现代

 

1) 千古变局与西学东渐

  

  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入侵造成了社会上千古未有之变局和学术上西学东渐的形势。洋务派倡言“自强”,却因倡“中体西用”而属意儒学。维新派致力“变法”,虽有引进西学之举,又有利用经学之事。革命派追求民主共和,当然运用西学,却也有倾心佛学之士。

 

  民国初年,思想上“科学”、“民主”观念盛行,学术上“国学”、“西学”两者并行。“科学”与“民主”并提,遂导致将其“对立面”(即宗教与专制)归为同类。至於“国学”与“西学”,则共有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成分,从民族主义出发,遂致视基督宗教为“洋教”,从实证主义出发,遂致视基督宗教为“虚妄”。

 

  在此大变局中进行大清理,难免有孩子与浴水一起倒掉之举,难免有垃圾与珍珠一齐埋葬之憾。在败而求强和抗侮御敌的氛围中去看对手,更难免只见其手不见其心,只见其外不见其内,即只见其技术、体制而不见其思想、精神,於是遥契古代传统之蔽,再次流於片面表面,滞於下实上虚。

 

2) 全面控制与横扫一切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1949-1966),“革命”凌驾於学术之上,而在学术之内,则以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指导一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要接受指导,结论往往先於研究,教条常常取代学术。而在“文革”之中(1966-1976)盛行的,则是统一思想与空前禁锢,人类文化的一切遗产都被说成“封资修”、“帝修反”而加以“横扫”,甚至自然科学家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加以迫害,苏联、东欧、北朝鲜和古巴的文化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而予以扫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术不只是停滞不前,而且是大大倒退;不只是流於片面,而且是陷於虚无;不只是停顿僵化,而且是遭到破坏。其特徵可说是无“思”亦无“学”,无“法”(学术规范)亦无“天”(超越者消失,神圣者隐退)。

 

3) 饥不择食与自闭怀旧

   

  “改革开放”之后,在八十年代,学术界由於关门太久,一旦得窥外界,遂致眼花缭乱;由於饥肠辘辘,一朝得享口福,遂致饥不择食。这既有囫囵吞枣之弊,也有兼收并容之利。学界向境外寻觅,首先看到人文或人本思想(萨特与弗洛伊德之类学说遂大为流行),后来又见到基督宗教思想(主要是通过译作),但因受多年的偏见与先入之见影响,多半仍以二者相互冲突为定论。

 

  而九十年代学界的特点可用两段诗词形容。一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二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尤其最后两句,一时成为不少学者的写照。学界向昔时寻觅,首先看到民国初年对传统批评之过激(保守主义遂大为流行),后来又见到古代的保守传统之可取(主要是通过国学研究),但因受近年的自闭与怀旧情绪影响,多半竟将其缺失视为其长处。

 

  至於近二十年学界的风尚,则可说首先是“诸风回旋”(从自由主义到“新左派”),其次是“古风劲吹”(从“国学热”到保守主义),再其次也有“道风初拂”(从佛道研究到基督宗教研究)。就对基督宗教的态度而言,学界虽然正在逐步恢复平常心,但在多数人那里,由於以往偏见之余绪,仍有不少误读。而我们知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3、缺失

 

1) 学盛思衰

  

  由上述学术史大势可见,自汉以降,中国学术总体而言有此缺失。而“学”、“思”与“治乱”、“分合”关系中的前述“规律”,竟然延续20世纪,实为可叹!而缺失之最甚者,无疑是独立思想与批判精神。

 

2) 上弱下强

  

  宋明以降天人不分的结果,是天溶於人,上归於下。由此而来的学术趋势是,由形上而形下,不求超越;由实证而实用,务求功利。

 

3) 片面平面

  

  “学而不思则惘”,遂易於浅尝辄止,遂易於人云亦云(在对宗教的认识上,遂易因袭宗教即迷信之片面成见,因袭基督宗教乃属西方等片面陈说)。就真实、多面、立体的具体事物或研究物件而言,片面的方法因为丧失了对第三维的意识,遂导致学术思想的平面化。於是逍遥旨趣和功利思维会更多,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会更少。结果是以成见之因袭为“通古今之变”,以人际之学问代“究天人之际”。

 

  以上三点缺失,实际上彼此关联,相互促进。

 

二、基督宗教之研究

 

1. 兴起与局限

  

  明清之际,基督宗教之研究得以兴起。但是一因局限於传教士与信教士大夫的圈子,二因受限於他们的精力向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分散,所以,相对於其非凡才华和科技成果而言,基督宗教研究成果不大而流布也不广。当然,其中原因,也有政治社会方面的因素(如康熙帝后期禁教等等)。

 

  民国初年,基督宗教之研究得以更新。但是在教内,又因受限於精力向传教方面的分散,在教外,因与学术界一般趋势相仿,受限於实证方法得势和传统学术影响,所以历史课题研究多而教义思想研究少。

 

2. 中断与死亡

  

  1949-1966年间,由於社会政治的原因,对於基督宗教,教外只有严厉的批判和抨击,以及讥讽和谩駡;教内则穷於应付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先是无暇后是无人顾及研究工作,学术研究日蹙,以至最终停顿。

 

  1966-1978年间,随著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遭到严重打击,基督宗教的研究也彻底消亡。这一领域的知识,可以说不是零而是负数,即令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甚至在学术界之中,对於基督宗教也不仅是基本无知,而且还充满偏见。

 

3. 复苏与拓展

  

  在八十年代,随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复苏,基督教会也迅速复苏而且急剧发展,随著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宗教的研究也随之而复生。由於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

 

  在九十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超过1949年起三十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可言的书文好几百倍,研究的领域也已大为拓展,除了历史课题的研究,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就研究者对基督宗教的总体态度而言,也已走出偏见,逐步趋於客观和理性。这种转变对於逐步矫正全社会既往的偏见,正在发挥重大的影响。

 

三、基督宗教研究对中国学术的意义

 

1. 促进思想性与批判性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学术界对於基督宗教很难有直接的、切身的认识,而必须借助学术性的基督宗教研究来认识。这种研究所揭示的基督宗教玄奥的教义内容、宏富的神学思想、深刻的灵性体验,在在引人思考、发人深省。而基督宗教长期独立於世俗政治体制的历史经验,观察和批判世俗社会制度的超越立场,更可以促使历史境遇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术界进行反省,从中获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

 

2. 恢复上下之分与关系观念

  

  如果用“天人合一”观念消除了天人的上下关系,在观念世界中遂只余人与人的上下关系,而整体的人自身则成了自满自足不假外求的独立者,世界只由人这个“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组成。这是一种有害而危险的世界观。

 

  基督宗教研究对神人上下之分观念的重新引进,可以使人重新注意到人并非独立者,亦非唯一者,更非至上者;使人再次意识到人乃处於关系之中,与其他造物相互依存并依赖於世界整体,与造物主有造生关系或上下之分。因此,人与其他造物和其他人具有种种不依赖於人而存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在本体上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世界观可以促使人走向中国古代贤哲所说的“知天事天”和“民胞物与”的境界。

 

  这种观念也必然促进包括哲学本体论、人性论、道德论、环境论等方面的形上研究,使这些方面的学术不仅仅局限於实证方法与实用目标,而具有形上的眼光与超越的意识。(近年来在学术界,“形上”与“超越”等词的运用大为增加,不仅西方哲学研究,而且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宗教学研究,而且其他学科研究,都常常运用这些术语,正是这一方面的意义开始显露而发挥影响的一个证据。)

 

3. 走向整全观点和立体思维

  

  现代的基督宗教研究,是一种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它对中国学术许多学科的研究都会产生示范作用,促进中国学术走向整全的观点和立体的思维。

 

  这首先体现为一些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充,以及某些技术学科和自然科学观察视角的扩大。例如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充到圣经文学,艺术研究的领域扩充到基督教艺术,音乐研究开始重视从巴赫直到黑人民歌的宗教情感,美学研究开始吸纳“神圣之美”这一范畴,哲学研究增添了宗教哲学这一分支,思想史研究开始重视宗教或基督教思想,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分别增添了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两大学科,甚至教育学中也有人开始讨论信仰教育的意义,建筑学、宇宙学和科学哲学中则有人注意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扩大了这些学科观察问题的视角。

 

  其次还有助於矫正偏见与摆脱片面。例如关於宗教与迷信关系的偏见,关於西方与“洋教”的成见,关於理性与非理性作用的片面理解等等,在通过这种学术研究而全面认识基督宗教的过程中,都可以得到矫正。

 

  最后,基督宗教研究更可以在中国学术中引入垂直之维,导向立体思维。只有采用立体思维并不乏垂直之维和神圣之感的学术,才能引导社会文化摆脱平面、浅薄和庸俗,走向立体、多面、高尚和富於精神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