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寻觅上帝：科学与神学对话的崭新现象

科学寻觅上帝：科学与神学对话的崭新现象

江丕盛

香港浸会大学　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主任

香港浸会大学　宗教及哲学系　教授

 　　试想，如果一位顶尖科学家与一位杰出神学家同在一个研讨会中出现，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相遇？这有可能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讨会么？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会有什么对话？

　　上述两个假想的对话反映出一种科学与宗教“毫不相干”，或甚至“互为矛盾”的心态。对这些人来说，科学家与神学家确实同在一个学术研讨会相遇，而且这相遇既非偶然又不意外，是早有计划的安排，是科学家与神学家亟待进行的深切对谈，是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汇聚和交流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然而，科学与神学之间对谈可说是近30年来最卓越的跨学科研究之一。对话的崭新方向与积极成果深受学术界重视。不仅有关的学术论著以几何级数激增，专门探讨对话的研究中心亦相继成立。最主要的研究中心有美国的 Center for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s（Berkeley），Center for Theological Inquiry（Princeton），Chicago Center for Science and Religion （Chicago），Philadelphia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Science（Philadelphia），加拿大的Pascal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Faith and Science（Ancaster, Ontario）， 英国的 Christians in Science（Perthshire），Ian Ramsey Centre（Oxford），以及欧洲的 Vatican Observatory（Vatican）、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heology（Sweden）。甚至顶尖学府如普林斯顿、剑桥和牛津等亦先后在90年代创设有关科学与宗教的专职教席，分别由 J. Wentzel van Huyssteen，Fraser Watts 及John Brooke 担任。Celia Deane-Drummond 则是这领域的首位女教授，担任英国 University College Chester 去年新创的“神学与生物科学”讲座教授。此外，不少大学及神学院都开办有关科学与宗教的科目，并获得很好的反应。

邓普顿宗教促进奖（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1]

　　尤为令人注目的是，在被誉为诺贝尔宗教奖的邓普顿宗教促进奖（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的32位得奖者中，竟有超逾三分之一（共12人）是致力於科学与宗教的对谈，并且最近连续四年（1999－2002）的获奖者都是在这对谈上有杰出的贡献。这12位邓普顿获奖者是，Thomas F. Torrance（1978），Ralph Wendell Burhoe（1980），Sir Alister Hardy（1985），James I. McCord（1986），Stanley L. Jaki（1987），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1989），L. Charles Birch（1990），Paul Charles William Davies（1995），Ian Barbour（1999），Freeman J. Dyson（2000），Arthur Peacocke（2001）和 John Polkinghorne（2002）。除了 Torrance 和McCord 两位神学家外，其余皆为自然科学家，而 Hardy，von Weizsacker，Birch，Davies，Dyson和Polkinghorne 等人更在科学研究上有极杰出的贡献。科学家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以及科学对宗教的深远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邓普顿宗教促进奖为国际闻名的金融家及全球投资管理先驱约翰．M．邓普顿（Sir John Marks Templeton）所设。他有感於诺贝尔奖对宗教与灵性贡献的忽视，於是在1972年设立了邓普顿宗教促进奖，褒扬那些致力以创新的和不同的方式来推动并增进人们对上帝和／或灵性认识的人。这是世界上奖金额最高的年奖，奖金超过100万美元。

　　自1973年邓普顿宗教促进奖首次颁发以来，获奖者包括来自基督教、回教、佛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等不同宗教背景，除宗教领袖外，亦有医生、律师、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等专业人士。得奖者中的德兰修女（1973）和索兹尼辛（1983）亦为诺贝尔奖得主。当德兰修女获选为邓普顿宗教促进奖首位得奖者时，她只是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修会中一位不为人知的修女，在加尔各答贫民窟里默默地服事那些极度贫穷又遭遗弃的人。她的获奖使她的工作获得国际关注，并在6年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有鉴於科学与宗教对话在新世纪的重要意义，邓普顿基金不懈余力地赞助各种有关的研究企划，例如， Science and Spiritual Quest；AAAS Dialogue on Science, Ethics, and Religion（DOSER）；John Templeton Seminar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at Oxford；Expanding Humanity's Vision of God；Science & Religion Course Program 等。单以 Science and Spiritual Quest 而言，参与其中的就有 Charles Townes、William Phillips 及Ilya Prigogine 等诺贝尔科学家。

伊恩．巴伯（Ian Barbour）[2]

　　伊恩．巴伯（Ian Barbour）1999年获邓普顿宗教促进奖（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他的获奖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提名巴伯获得此奖时，加州克莱尔蒙特大学（Claremont College in California）荣誉教授约翰．考伯（John B. Cobb, Jr.）说：“当代没有人像伊恩．巴伯那样，为迫切需要的科学与宗教在知识与价值观上的整合做出如此独创、深远而持续的贡献。就这整合所涵盖的课题和领域的广度来看，巴伯的成就无人能及。”

　　巴伯是卡尔勒敦大学（Carleton College）的 Winifred and Atherton Bean 荣誉教授。他身兼物理学家、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三职，一生致力於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浸淫其中逾40载，并关注当代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1965年他出版了《科学与宗教中的课题》（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一书，开辟了科学与宗教跨学科对话的一个新领域和新纪元。这本书很快就成该领域的标准教科书，并使巴伯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引起人们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并研究这关系的历史，比较两者的方法论，进而探讨宗教信仰对科学思维的意义，或科学理论对神学的冲击，并关切科技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诸如能源政策或基因工程等的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对话所产生的交流与互动，对两者在新世纪的发展以及两者关系的协调，作出重大的贡献。

　　巴伯1923年生於北京，童年在中国长大。父母亲当时都在燕京大学任教。父亲乔治．巴伯（George Barbour）是地质学家，曾参与周家口北京人颅骨年代的奠定。巴伯8岁时，全家因其中一个兄弟的健康问题被迫回返美国。他或许由父亲那里承继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1949年，他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钻研高能物理学。他在研究院期间曾担任芝大 Enrico Fermi 的助教。Enrico Fermi 是全球第一位进行有关原子连锁反应研究的学者。当时整个世界正为原子战争的阴影所笼罩，这促使巴伯关注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以及相关的宗教课题。1953年，巴伯决定往耶鲁进修神学一年，但随即发现自己对神学有莫大的兴趣。他於是继续留在耶鲁，并於1956年取得神学学位。自此以后，巴伯一直同时在物理系和宗教系任教。耶鲁进修奠下了巴伯日后独特事业的里程碑，不但影响了他一生，也影响科学界与宗教界。

　　科学和神学一向被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早在1965年，伊恩．巴伯便发表有关宗教与科学的重要议题，而这些议题更被视为开创当代研究科学与宗教领域的先驱。身为物理学家和神学家，他对这两个长久以来被视为相互割离的领域都很熟悉。他为协调两者关系所作的努力，使这两大领域的学者都获益良多。

　　在70年代，巴伯在卡尔勒敦大学开始了一个名为“科学、科技及公共政策”的跨学科课程。他的研究与著作主要在下列范围：比较科学与宗教的方法论，并探讨宇宙、量子物理学、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神学意义，又反思科技政策、能源、农业、电脑及克隆等所衍生的伦理议题。

　　1989年，巴伯获邀为著名的苏格兰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讲员。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H．罗斯顿教授（Holmes Rolston III）对巴伯的演讲有这样的赞誉：“伊恩．巴伯近30年来一直处於宗教与科学对话的中心。吉福德演讲堪称是他事业的颠峰。这是一部杰出著作，它对今后议程拟定及信念形成的影响，将持续到下一世纪，甚至下一千年。巴伯知识的渊博和对关键问题的均衡评价，无人能出其右。”

　　巴伯就科学与宗教课题及相关的伦理问题作了广泛的著述和演讲。他一共撰写或编辑14本有关科学与宗教的书，以及50多篇学术论文。[3]他的《神话，模型和范式》（Myths, Models and Paradigm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4）获提名美国全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他的吉福德演讲由哈波尔科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分两卷出版，分别为《科学时代的宗教》（1990）和《技术时代的伦理》（1993），并获得1993年美国宗教研究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图书奖。这两本书已经广泛地被选为大学教科书。他的著作影响了整个世代的科学家、宗教学者、教会领袖，以至一般信徒。

科学寻觅上帝

　　20世纪的自然科学把科研推向哲学或甚至宗教的层次。不单基督教神学家关注科学与神学的对谈，当代科学家亦为极重视科学进程的宗教意义以及传统基督教智慧对科学的启迪。事实上，愈来愈多科学家参与科学与神学的对话。依笔者看来，科学家的积极介入，正是科学与神学对话在20世纪末迈向新高峰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代科学家意识到，科学与神学的关系，不仅是神学、哲学或历史学的课题而已，也同样是科学的课题。尽管依照一般的说法，剑桥大学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并非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尽管他那《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是一部有关时间原始的科学论述，但整本书却屡屡提及上帝，连正文的最后一个字也是上帝！正如无神论科学家沙冈（Carl Sagan）所形容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有关上帝的书。‘上帝’这词充斥整本书。正如霍金在书中清楚表示，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4]换言之，严谨的科学论述也可以是与宗教有关的著作。

　　霍金视其量子引力宇宙学及宇宙大统一理论的探索为理解上帝的思想，但他肯定不是唯一的杰出科学家倡议科学理论的宗教意义。就以物理学为例，20世纪的宇宙学发展的显著宗教意义早已吸引了不少科学家的兴趣，甚至持守无神论或未可知论的科学家亦极之关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兰兹伯格（Peter T. Landsberg）在一个“热力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研讨会中就以〈从熵到上帝〉（From Entropy to God）为题，并宣称“在一个科学会议上谈论科学对神学的意义似乎是在打破一个禁忌。但那些作这样想法的人却是太落伍了。过去15年来，这个禁忌已经被除去。在谈论科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时，我实际上只是顺应著一股大趋势，而这趋势的出版浪潮甚至可以把我们一卷而去。”[5]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 Goddard 太空研究所主任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深深地感受到宇宙学新发现的宗教意义。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竟如是生动地描绘：“科学家已经攀越许多的‘无知’山脉，即将准备征服那最高的顶峰。正当他扒著最后一块岩石攀身而上时，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群神学家。原来在数世纪前他们早已经在那里等待了！”[6]另一曾是不可知论者的物理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则宣称“这说法或许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依我看来，科学较诸宗教可以提供一条更为踏实的通达上帝之路。”[7]

　　1998年《新闻周刊》（Newsweek）以〈科学寻觅上帝〉（Science Finds God）的封面大标题凸显了近十数年来科学与宗教对谈的一个重要趋势，即愈来愈多科学家对科研的宗教意义的深切关注。[8]甚至非宗教性的权威科学学术刊物如《自然》（Nature）或《不列颠科学哲学学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等亦不时刊载有关科学与宗教的文章。此外，更有不少顶尖科学家在个人科研高峰之际，毅然放弃科学专业转向宗教研究，并积极致力於科学与宗教的对谈。例如曾在牛津大学执教的Arthur Peacocke[9]和曾在剑桥大学执教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John Polkinghorne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科学与宗教对话的意义

笔者认为神学与科学近年来的对话，有下列几方面值得我们注意：[10]

1. 一般人夸大了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冲突。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所谓的冲突已成为一种认识两者关系的“典范”。问题是，这“典范”（应该说是“神话”）与历史事实相去太远了。科学历史学家近年来深入探讨并纠正这错误的历史观。[11] 事实上，不少伟大的科学家，如加利略（尽管他与教廷有冲突）、牛顿（尽管他的机械宇宙观直接威胁圣经宇宙观与神迹的可信性）、法拉第（Michael Faraday）、麦斯威（Clerk Maxwell）以及无数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等，都是有极深信仰或对神学有极大兴趣的人。所以，神学与科学近年来的对话并非是一个崭新、稀奇的现象，而是恢复一个持续已久的对话传统。
2.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崛起乃是基於圣经的创造观。[12] 由於这世界是被造的，因此它是偶发的、有秩序的。人必须经过科学的实验观察及理性的分析推论，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世界。
3. 古典自然神学（本体论、宇宙论）的论证今日仍然吸引著无数宗教哲学家的探讨与辩论。新的自然神学论证〔如“宇宙大爆炸理论”（Big Bang Theory）、“人择论”（Anthropic Principle）等〕，在本世纪末的神学与科学对话中，亦具诱惑力与说服力。另一方面，这宇宙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intelligibility）也常是对话的核心主题。科学引证人的理性与自然理性吻合；神学则指出这吻合乃因两者都是基於创造主的理性。自然神学的地位与重要性再受神学家与科学家的关注。然而，这些“新自然神学”并不一定（也不应该）是企图以纯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是要指出科学与神学的一致性。[13] 一般人以为二十世纪大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全然否定并弃绝自然神学。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巴特肯定自然神学在启示神学之内（不是之外！）的地位与重要性。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的关系，应该有如当代科学中几何学与物理学的关系，而不是中古世纪多马．亚奎那神学中双层建筑的关系。这即“信仰寻求理解”的真义。[14]
4. 许多人忽略了科学理论的有限性和时间性。科学理论经常被修改、被推翻。这重要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企图把信仰建基於科学理论的自然神学是有其危险性的。另一方面，任何急於修改、推翻神学教义以符合新兴科学理论（以之为最终真理！）的做法，也是极为不智的。
5. 许多所谓的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其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旧科学观”与“新科学观”、“哲学（如亚理斯多德宇宙观）”与“新科学”，甚至科学家与政治家争权的矛盾。科学家与神学家一样，他们同样会排拒崭新的、革命性的科学理论。科学家与神学家都可能曾经热烈拥护某一个科学论说，强烈反对另一个科学理论，而后再修改其原先所支持的看法，或最终又接受自己以其所弃绝的学说。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常因担心同僚的讥讽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新发现或突破。刚逝世的著名物理学家派斯（Abraham Pais）在近著中曾列举诸多实例说明不少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因担心被同僚嘲笑而不敢发表原为自己最先发现的革命性理论，竟痛失诺贝尔奖！[15] 换言之，在同一课题的对立看法的两边，都可能会有科学家与神学家的支持。我们因而不能盲目地把真理完全归功於科学，把错谬完全归咎於神学。
6.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其实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观”之争 ：反对宗教信仰的人企图在科学理论上建立其“自然非神学”（natural atheology），以论证上帝的不存在或圣经信仰的错误。任何急於在科学理论上建立敌视圣经信仰的“自然非神学”，很快地就发现他／她高兴得太早了。他／她或许应该多花一点时间认识“自然神学”的历史。
7. 在神学与科学的对话中，许多人以为神学家应该只是聆听者。神学家固然应该多向科学家学习，但是这绝不意味著科学家就不应是聆听者，不能或不该多向神学家学习。事实上，今日许多顶尖的科学家意识到在科学范畴之外向哲学与神学学习的重要性，不但是为了可以更深地认识其科学工作的意义，也为了在其科学研究工作上有更正确的洞察与突破。例如西方科学必须摆脱亚理斯多德的宇宙观才能有近代辉煌的成果。[16]
8. 科学理论解释事物现象；科学哲学又诠释科学理论的哲学意义。许多科学与神学的冲突，正确地说，应该是某些科学哲学与神学教义的冲突。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科学家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代表他／她在科学哲学或基督教思想的认识，也不能作为解决科学哲学与神学教义冲突的权威。
9. 剑桥科学家霍金倡言其时间理论若正确，则创造绝无可能，又倡言有关宇宙的整体理论即将被科学家发现，人届时就可以知道上帝的思维。[17] 一方面，霍金误解了圣经创造观是本体问题，不是纯时空问题。另一方面，建立物理世界的整体理论，解决全部物理世界的问题（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是否就解决了宗教或神学问题呢？科学家把神学问题当作物理问题去解决，与神学家把物理问题当作神学问题看待，恐怕都是同样的无知与狂妄！[18]
10. 就神学而言，当代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对话中， 突显了神学的认知性、客观性与确实性，也突出了受造宇宙的序列性与偶发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实在论（realism）或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在神学与科学两个范畴的共鸣。 [19]

科学与宗教对话的意义

　　剑桥历史学家拔特菲德（Herbert Butterfield）曾如是说，17世纪近代科学的崛起对世界文化影响之巨只有第1世纪基督教的崛起方能相提并论。数学家与哲学家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亦认为，宗教符号赋予人们生命的意义，科学模式赋予人们改造环境的能力，宗教与科学的影响如是之大，人类历史未来的方向将取决於现代人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20]

　　中华文化有数千年的科学和宗教传统，华人科学家人数或亦冠全球，其中不少在科研上有极杰出的成就与贡献。值得探讨的一系列问题是，跨科际的进路和成果已是学术界共识，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为何在亚洲却仍未起步？中华文化是否可以展开科学与宗教（并不局限於基督教）的对话？这对话进路与西方有何异同？跨越宗教之间对话的科学与宗教对话，如何深化我们对科学本质、宗教本质和对话本质的认识？跨科际的宗教与科学对话又如何促进文理交流及互动的学术，最终开拓出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史、宗哲等进路的文化空间？

　　香港的科学家与神学家又是否先行一步呢？

[1]   参 http://www.templeton.org/default.asp 及相关网页。
[2]    参 http://www.templeton.org/archives/IB-bio.asp 及相关网页。
[3]    计有 Christianity and the Scientist（1960）,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1965, 1971）,（Editor）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ialogue（1970）、Science and Secularity: The Ethics of Technology（1970）,（Editor and contributor）Earth Might Be Fair: Reflection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Ecology（1971）,Myths, Models and Paradig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1974）,（Editor）Finite Resources and the Human Future.（1976）,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Human Values （1980）,（With Harvey Brooks, Sandford Lakoff, and John Opie）, Energy and American Values（1982）,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The Gifford Lectures, 1989－91, Vol. 1 （1990）,Ethics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The Gifford Lectures, 1989－91, Vol. 2 （1993）,Religion and Scien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1997）.When Science Meets Religion（2000）,Nature, Human Nature, and God（2002）.
[4]    Carl Sagan, “Introduction,” in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1996）, p.x.
[5]    P. T. Landsberg, “From Entropy to God?” From Thermodyna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ed. K. Martinas, L. Ropolyi, and P. T. Landsberg（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91）, pp.379－403. 引自 p.380。
[6]    Robert Jastrow, God and the Astronomer（New York: Warner, 1978）, pp.105－106.
[7]    Paul Davies, God and the New Physic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p.ix.
[8]    Sharon Begley, “Science Finds God”, Newsweek July 20, 1998; and Kenneth L. Woodward, “How the Heavens Go”, Newsweek July 20, 1998.
[9]    Arthur Peacocke 为2000年邓普顿宗教促进奖获奖者。
[10]    更深入的学术讨论，另参拙作，〈科学与神学对谈的认识论：以霍金宇宙论为例〉，收於《基督教文化学刊》，第6辑（2001年10月），页64－90；〈自然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对谈的知识论意义〉，收於何光沪、许志伟合编，《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354－379；〈宇宙原始探索与基督教创造观――对霍金 （Stephen Hawking） 量子引力宇宙观的批判〉，收於罗秉祥、赵敦华合编∶《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页3－29；及〈基督教思想与近代科学――三个模式的再思〉，收於《维真学刊》，第8卷，第1期（2000年），页 3－23。
[11]    Colin A. Russell,.“The Conflict Metaphor and its Social Origins”, Science and Christian Belief, vol. 1, no. 1 (1989): 3－26.
[12]    Stanley L. Jaki, The Road of Science and the Ways to God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78 ; Harold P. Nebelsick, The Renaissance,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Science（Edinburgh: T. & T. Clark, 1992）; Colin A. Russell, Cross-Currents（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85）.
[13]    John C. Polkinghorne, Science and Creation（London: SPCK, 1988）.
[14]    Thomas F. Torrance, “Natural Theology in the Thought of Karl Barth”, Karl Barth, Biblical and Evangelical Theologian（Edinburgh: T. & T. Clark）, pp.136－159.
[15]    Abraham Pais, The Genius of Science: A Portrait Gallery of 20th-Century Physicis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    Harold P. Nebelsick, The Renaissance,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2）.
[17]    霍金的宇宙模型，见 J. B. Hartle and S. W. Hawking, “Wav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e,”Physical Review, D28（1983）: 2960－2975；其“时间无始，宇宙无因”或 “宇宙无因，何来创造”之说，见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18]    A. van den Beukel,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God and the Scientists （London: SCM, 1991）.
[19]    T. F. Torrance, Divine and Contingent Ord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and Reality and Scientific Theology（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85）.
[20]    参 J. H.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