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的对话的当代发展
关启文
香港浸会大学 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2年），页7－9。
不少人认为科学与宗教势成水火，两者是天生的敌人，根本没有甚么好对话的了。另一些人认为两者不可偏废，但却将两者各自放在密不透风的间隔里，秉承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分离政策，这样子科学与宗教虽能共存，但也没多大对话的空间。以上两种看法在五十年前的学术界大概是主流吧，然而情况近年有相当急剧的变化。“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作为一种科际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在这几十年布迅速的发展，特别在80年代之后。它也被主流学术界肯定和加以重视。现在关注这方面的学术期刊如（Zygon）、研究中心、大学专任教席和专家学者已有不少，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见江丕盛教授的〈科学寻觅上帝〉）。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时走在一起，深入地交流，他们都感到这种对话是叫人兴奋和有建设性的。传统的观点认为，“科学是理性的典范，宗教基本上是非理性的”。他们不再轻易接受这种讲法，反而认为在对话中，科学和宗教都可从对方学习到一些东西。为何会有这些改变呢？我在下面作简略介绍。 <p.8>
科学哲学的当代发展
在过往，比较流行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它投射出来的科学形象是客观、逻辑、准确和不断进步的，以科学为标准，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和神学等不能被经验证实或测试，所以也没有认知意义的或是非理性的。
波普（Karl Popper）的科学哲学被称为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或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它对实证主义提供第一个主要的冲击。他指出科学的观察是已被理论渗透的（theory-laden），也可能是错的。科学理论并非基於观察，它们也不能严格地被证实，而只是能被证伪但还不被证伪的猜想而已（falsifiable but not yet falsified conjecture）。科学的合理性在於它能被证伪、能被批评。虽然波普对传统的实证主义不大满意，但他仍希望保留科学方法的逻辑性和普遍性。
在五十年代后期，科学哲学有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转向，波兰尔（Michael Polanyi）认为，就算在科学，个人性的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也是重要的，科学方法不能还原为抽象的逻辑定律或准确的规则／程序（algorithm），科学家的判断是不可或缺的，理性也是在信念框架（fiduciary framework）中才能运作。然而真正引起科学哲学界大地震的则是孔恩（Thomas Kuhn），他用具体的科学史例子论证，科学革命中不同科学家往往信奉不同的代模（paradigm），它们之间是互不相通、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的，所以科学理性也是受代模／框架制约。科学的改变并非直线的进步，而是充满断裂的过程。
「当然孔恩也受到猛烈的批评，但批评者如（拉加图〔Imre Lakatos〕）所提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取得任何共识。甚至有一些学者（如 Paul Feyerabend）把孔恩的非实在论推到“甚么都行”的境地。另一些没有那么极端，如劳丹（Larry Laudan）就不赞成相对主义，但他把科学的合理性理解为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有不断逼近真理的特性。
总结而言，实证主义关於科学的客观性的每一点主张都被广泛质疑了，当然历史主义未必全是真理，但大体来说，哲学家发觉，实证论者认为存在於科学与其他学问了（包括宗教）之间的鸿沟，其实并不明显。绝对客观的科学方法，也可能并不存在。虽然如此，还有很多科学哲学家努力论证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真确（如 Newton-Smith），但这些论证也受到严厉批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交锋，至今还在进行、还没有决定性结果。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衰落和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兴起
实证论本身建基於一种基础主义的知识论，但近代的知识论发展却离基础主义愈来愈远的，最猛烈的攻击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如 Lyotard、Derrida、Foucault 等），他们不单认为基础主义在理智上站不住脚，在道德上也是危险的，因为普遍理性的二分法经常为压逼铺路。再者，不少分析哲学家（如 Rorty、Sellars、Quine）对理性的批判也和后现代思想家不谋而合，这使后者的声势更加浩大。
有些哲学家虽然放弃了基础主义，但仍试图建立一种后基础主义的理性观（post-foundationalist rationality）。另一些则干脆否认存在一种普遍的理性。他们认为理性的标准是相对於文化的，“理性”和“客观”等概念都是特定的社会建构出来的，例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知识社会学研究计划（如 Bloor、Barnes）。他们的影响力加上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建构论的思想愈见普遍。
新科学哲学与神学的互动
随著对科学方法的新理解不断涌现，调和科学与宗教的方法也层出不穷。有些哲学家仍相信某种归纳逻辑（inductive logic）或印证理论（confirmation theory）是可以成立的，但通常这理论和传统的归纳主义已不大相同。宗教能否被证立，很视乎这种归纳逻辑的具体特性是怎样的。至少有一位归纳逻辑的专家 Richard Swinburne认为把
比较多神学家认为后实证主义的哲学更适合作为科学与宗教的桥梁，例如 T. F. Torrance 采用波兰尔的思想，强调科学与宗教都是一种个人性的知识，都牵涉信心和判断。宗教哲学家米曹（Basil Mitchell）认为孔恩就科学革命的讨论有助我们探讨宗教的合理性，他指出代模之间的冲突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观之间的争论很相似，科学家所倚赖的一些价值，如一致性、融贯性、简洁性、精巧性、说明能力、孕育性等，也可用来比较不同的世界观（包括宗教）。若科学革命不是全然非理性的，那宗教的选择也不一定是非理性。Nancey Murphy 则诉诸拉加图的方法论（见〈十大好书简介〉）。另一方面，有些诠释偏向后现代主义向（如 Van Huyssteen），认为科学和宗教同样是受社会和历史处境制约的，从后基础主义的理性观来看，科学与宗教就更接近了。
实证主义的衰微也导致对科学语言的新理解，不少科学哲学家同意模型（model）和隐喻（metaphor）是科学理论中不可还原的构成部份 （如Mary Hesse、Rom Harre、Richard Boyd），这也使我们重新肯定宗教用的模型和隐喻也是有认知意义的。此外，Philip Clayton 论证科学说明和宗教说明只有量的分别，没有质的差距（见〈十大好书简介〉）。这些发展都使我们重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传统二元对立。
新的科学发展
很多人认为每一个新的科学发展都会对宗教作出无情的打击，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然而当代的科学发展却似乎与这个“公式”背道而驰。牛顿力学衍生的机械世界观好像没有为神的工作及人的自由留下空间，然而对论的来临打破了这种世界观。量子力学和当代的混沌理论则使我们开始质疑决定论。近代宇宙学另一有趣的发现，就是整个宇宙的爆炸和基本设计好像是经过精微的调校，为了生命能够出现，这现象叫“宇宙的微调”（Fine-tuning of the Universe）或“人类原则”（Anthropic Principle），这也似乎有宗教性涵义，指向宇宙设计师的可能性。大爆炸理论则否定物质宇宙的永恒性，这亦和基督宗教的创造论吻合。另一方面，不少人（如 Capra、Talbot、周兆祥）认为，新物理（如量子力学）揭示世界与心灵的内在关连，和及宇宙不同部份之间的有机纽带，所以现代科学与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是殊途同归的。
科学与神学的整合
科学与神学都是多向度的事物，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当然如是。近年这种对话的进展实在有赖一些能驾驭几种学科的学者，例如 Stanley Jaki 就同时是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对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中的互动的研究，作出很大的贡献。
另一类致力整合是科学家—神学家，他们多从方法论和世界观的角度著手，比较科学与宗教的认知方法，思索科学理论与神学教义对彼此有甚么涵义。〈十大好书简介〉就会介绍四位建构全面整合的学者。他们的结论不尽相同，Torrance 倾向一种古典的大公信仰，而 Arthur Peacocke 和 Ian Barbour 则较接受进程神学，John Polkinghorne 好像在中间。无论谁是谁非，如此多元化的整合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论证，说明科学与宗教并非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