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 歷史系
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頁277－295。
19世紀西方傳教士東來宣教，並借興辦教育作為宣教的手段，由是促成教會教育的勃興及發展。及至1900庚子拳變發生，由於國人群起反教，在華傳教士深受刺激，重新檢討宣教策略，均認為未來宣教方向，宜以發展教育、醫療、文字、慈惠等增進社會褔祉的事工為主，藉此促進褔音的普傳。[1]時值晚清十年（1901－1911），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謀求將西方體制，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及教育移植中土，藉此維繫清室的統治，促成國家體制的現代化。[2]教會即在此一背景下，起而發展高等教育，終於促成20世紀上半葉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發展，導致教會大學的相繼出現。其中較著者共十三間，包括燕京大學、齊魯大學（華北區）、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之江大學（華東區）、華中大學（華中區）、褔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華南區）、華西協合大學（華西區），並於紐約組成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負責協調各校之教學協作及籌款事宜。 [3]
及至1952年，由於新中國建立，重整高等院校，終止教會大學 <p.278> 的辦學，遂轉移至香港、台灣繼續興辦。[4] 其中上海滬江大學，乃由美國南、北浸信會於1900年所創設的高等教育機構。尤以商科及持續教育著稱。[5]至此，滬江大學部分教授亦因國變而南移香港，適值香港浸信會人士鑑於本地高中畢業生升學需求的殷切，計劃在港發展高等教育。[6]遂由香港浸信會聯會、美南浸信會、滬江大學劉光昇等教授，共同努力推動下，遂於1956年，創設香港浸會學院。[7]
新成立的浸會學院，為一所屬靈的高等教育機構，除智力訓練外，尤重基督教的靈性訓練；故首任校長林子豐（1892－1971）強調創校目的在於注重基督教信仰之教育，以及負有“保存國粹和中西文化溝通”之承擔[8]， 此一創校目標，亦可由一度任教學院的著名基督教學者謝扶雅（1892－1991）所撰的校歌歌詞“中西結合、昌明學術……基督榮名孔揚”三句中表露無遺。 [9]
<p.279> 其中值得注意者為浸會學院成校之初，由於滬江大學部分成員的參予，其辦學宗旨與特色，每多與滬江大學有所吻合，此點無疑促成同屬美國浸信會的浸會學院與前此之滬江大學，具有一定傳承的關係。[10] 故浸會大學即在上述創校理念，以及民國教會大學薪火相傳下，逐漸開拓其基督教學術研究的路向，其中屬於中西文化交流此一範疇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日見發展，至九十年代，更見蓬勃，殊值探討。故本文即就此分別以背景、醞釀、發展三方面，進行論述。
一、背景
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始於民國時期。其中尤以教會大學任教而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學者，貢獻最多，首開典範。20世紀中國，在外力持續侵迫下，促成民族主義及排外運動的發展，於二十年代，遂再次觸發反教──非基運動。此一運動乃由其時城市知識群體起而以文字反教，並提出收回教會辦學權，此即收回教育權運動；由此影響國民政府於1927年規定教會大學必須向政府註冊立案，校名須冠以“私立”二字，校長由華人出任，校董會華人成員過半，宗教課程選修，宗教活動自由參加，並須加強中國文史教育等新措施；因而促成教會大學的日趨“中國化”與“世俗化”，而中國文史教學與研究由此日受重視。[11]教會大學遂出現國學研究熱潮。[12]即在此一教育與學術變革的背景下，教會大學遂日漸湧現一批著名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學者，包括任教於燕京及輔仁大學的陳垣（1880－1971）、洪業（1893－1980）、張星烺（1884－1951）及先後任教於褔建協和大學及滬江大學的王治心（1881－1968）。上述學者分別以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溫教、明清耶穌會士等課題，撰寫了一系列重要專題論文；進而撰寫 <p.280> 通史著述，從而掀起中國基督教史斷代專題及通史編寫的研究動向，[13]而其中必須一提者為任教於滬江大學的王治心。
王氏出身前清貢生，原屬監理會信徒，娶妻周彩霞（1893－1976），為其時寧波浸信會會友。王氏早年先後主編《興華報》及《文社月刊》兩份著名基督教刊物；並於金陵神學院及褔建協和大學任教；至1934年，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力邀至滬大出任國文系主任；任教期間，出版《中國基督教史綱》一書。該書以護教及本色化立場，撰寫基督教入華傳教史，起自先秦，下迄三十年代；並肯定基督教入華後對中國社會與文化之貢獻。亦為國人撰寫第一部較具系統的中國基督教通史，自具典範，深受教會及學術界關注。[14]
其時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尚有著眼於宗派差會入華宣教的歷史著作，多由所屬宗派教牧從事撰述，藉以見證其入華宣教的業績，加強對本身教會的認同。就此而論，始見於禮賢會王元深的《聖道東來考》（1899），及監理會謝洪 的《中國耶穌教小史》（1918），均以宗派差會入華宣教為主線。[15]而浸信會教牧、信徒亦關注本會來華的宣教歷史，秉承美南浸信會重視會史研究的傳統。[16]美國浸信會自1835年差派叔末士（J. Lewis Shuck，1812－1863）來華宣教後，浸 <p.281> 信會在華宣教事業，日漸茁壯，至1936年浸會來華宣教百年誌慶時，始由女傳教士吳立樂（Lila Watson）撰寫《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36），其後南移香港宣教，就職浸信會出版社，再撰《香港基督教育的先驅》（1955）。前書縷述美國、英國、瑞典浸信會來華宣教百年的成果；後書則記述叔末士師母何顯理（Henrietta Hall，1817－1844）及香港堅道浸信會女會佐王湯寵靈（1883－1952）二人生平及對香港教育的貢獻。 [17]
該會兩廣名牧劉粵聲（1893－1960），先後出任廣州東山浸信會及堅道浸信會會牧，並編刊《美洲華僑教會》（1933），《兩廣浸信會史略》（1934）、《廣州基督教概況》（1937）、《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不但見證華人信徒在海內外宣教的業績，並為華南、香港及北美華人浸信會及眾教會的教會事工留下珍貴史科，從而有助近代香港及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開展。[18]
至六十年代，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其後於香港尖沙咀任職會牧的徐松石牧師（1900－ ），原以研究粵江流域民族史及華人發現美洲而著稱，[19]起而提議續編華人浸信會傳道史，前後兩年收集資料及稿件，終於1971年出版《華人浸信會史錄》五輯，其內容分別為：第一輯，大陸地區浸信會的發展（1936－1950）；第二輯，港、澳浸信會史；第三輯，台灣各浸信會錄；第四輯，海外華人各浸信會錄；第五輯，浸信會先聖傳記錄，為傳教士與華人教牧、信徒合傳。該書為研究20世紀前後海內外華人浸信會史提供不少新資料。[20]
<p.282> 最後，尚須注意堅道浸信會另一會牧黃日強牧師，於1972年至美進修，就讀美南浸會神學院，完成其博士論文──The History of Baptist Missions in Hong Kong。該文以堅道浸信會的立會（1901）、傳道及差傳事工作為主線，說明期間浸信會在香港、澳門、台灣、華南及海外等地區的宣教事業，為研究香港浸信會史的第一本學術著作。 [21]
上述滬江及其它教會大學學者、浸信會教牧等對於中國基督教史及浸信會在華傳教史的研究及著述，無疑為本校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提供了示例及進一步研究的契機。以下論述本校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醞釀及其發展。
二、醞釀（1978－1993）
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始起於歷史系的教師，歷史系於1978年從史地系分出，獨立成系。首任歷史系主任章群（1925－2000），為唐史專家，於其《唐史》一書，已經略及景教的由來。[22]翌年離職至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遂由劉家駒（1932－1987）出任系主任，劉氏研究東南亞華人史，著有《菲律賓菲化運動的研究》（香港：學津書店，1983）一書，並擅長撰寫時論，以“劉健”筆名，於本港報章、雜誌，多所發表，著稱於文化界。劉氏早年歸信天主教，曾於華南總修院主修哲學，稍後曾任瑪利諾會傳道員；至浸會任職時，亦在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講授中國哲學，故與本港天主教界 <p.283> 關係密切。劉氏由是注意天主教入華史事，[23]先後撰文討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來華，由於禮儀之爭，各會系學派教士起而翻譯中國典籍，導致中、西文化交流；此外，透過民國時期教廷駐華代表剛恆毅主教（Celso Costantini，1876－1950）的回憶錄，探討其在華時期（1922－1933），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及中、梵外交關係發展的事功，又研究剛恆毅主教對於孫中山思想的觀察，[24]首開本地學者對於20世紀上半葉天主教在華發展史的研究。
至1985年，由楊意龍（1949－1996）出任歷史系系主任，楊氏為旅美近代史著名華裔學者劉廣京的門生，劉氏早年協助其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推動美國傳教士研究，為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國推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首批學者，指導楊氏研究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博士論文，並於稍後成書出版，此即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First Encounter（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3）一書。[25]該書主要討論耶穌會士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及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2）來華施行耶儒調適的宣教策略；又如何吸納士大夫階層徐光啟（1562－1633）等的歸信；然由於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大夫階層，均視天主教為異端，起而反教，並以反教者沈?及楊光先為個案，進行研究；最後以康熙禁教作為第一階段中西文化相遇的結束。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稱許該書為首以耶穌會士在華宣教所發生的事件進行探析，糾正了過 <p.284> 去偏重西方觀點的新研究。[26]
與此同時，筆者亦於歷史系任教，開始注意近代中國基督新教入華史的研究。筆者早年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時，受教於王爾敏、呂實強二師。王、呂二人主持編纂總理衙門的“教務教案檔”，始行注意基督教在華的發展史事，日後由呂氏完成此項工作，並利用該檔撰寫《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一書，成為著稱的教案史專家。[27]其間又參加林治平發起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小組，始對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產生興趣。至八十年代初，由於研究清季褔州革命運動，發現褔州革命黨人黃乃裳（1849－1924）乃出身於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傳道，始起以區域研究角度，探討美以美會至褔州宣教的歷程，以及黃乃裳從教，最終轉變成為愛國基督徒的因由。[28]從而注意近代中國基督教區域教會及華人信徒之研究。
就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而言，傳教士研究最為學界所關注。時美南差會派遣教育傳教士史百川（J. Barton Starr），於1983年至本系任教美國史，史氏繼而對第一位來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生平產生研究興趣；並於1989年開始“馬禮遜研究計劃”，取得教會及大學的研究資助，從事馬禮遜文獻的搜集，先後至英美各大學圖書館、檔案室搜集相關文獻，並計劃出版6冊馬禮遜文獻集及撰寫傳記，直至1993年開始整理及謄抄部份馬氏手稿。[29]
<p.285> 此外，本校宗哲系於1987年始聘費樂仁（Lauren Pfister）任教，費氏早年從事傳道工作，日後於夏威夷大學攻讀博士，師事成中英，以比較哲學研究大同思想。至宗哲系任教後，始對倫敦傳道會另一位早期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產生研究興趣，以神學及歷史角度開始研究理雅各之生平及其翻譯學術事業，於1988至1993年間，先後發表五篇論文。[30]
至此，香港浸會大學以歷史系教師為主的研究隊伍，開始了明清耶穌會士研究，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主教、傳教士，包括剛恆毅、馬禮遜及理雅各等生平與事功的研究，並開拓近代中國基督教區域及華人信徒研究的新方向，然而上述，劉、楊、李、Barton及Lauren等人的研究工作，均各自為政，自行探索，自闢蹊徑，分別為本校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從事播種的工作，是為醞釀階段。
三、 發展（1994－2001）
踏入九十年代，為本校創設以來的飛躍發展階段。隨著香港人口的增長，以及1979年度9年免費教育的推行，香港專上教育面臨學額擴充的需要。[31]事實上，香港政府自八十年代初已經預見此一情況，決定對專上教育進行檢討。於1981年，首先邀請英國學歷審查局（CNAA）對本校院系學術水平進行評審，評審報告認為本校已經符合大學水平，所缺者唯獨資源而已。故1983年，本校被邀加入“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UPGC），接受政府完全資助，使本校 <p.286> 的發展出現新契機。隨即相繼開設各科系的學位課程；1988年歷史系獲得開辦文學士課程；翌年與地理系、社會系、經濟系合作開辦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而更重要則為1994年香港政府立例通過浸會、理工及城市三學院升格為大學，本校從此正名為“香港浸會大學”。隨之而來則為高級學位課程的開辦，而歷史系亦於1995年後相繼開辦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32]而本校始由教學為本轉為教學與研究雙軌並重的新發展。至此中國基督史研究亦隨之進入新階段，迅速發展，其中值得注意者共有四方面。
其一，教學課程與近代中國基督史講座的開設。自1988年歷史系開辦文學士課程後，並設有“近代中國傳教史”一科。直至1993年始由筆者任教，該科乃以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作為教科書。而課程大綱，包括基督宗教入華傳教背景；西方差會、傳教士來華宣教及建立教會；20世紀華人教會的創建；基督教入華的功過及其展望。為求推動系內員生對於此一專史的興趣，並開設“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講座”，邀請海內外學者、教牧、信徒至系中演講。自1994年至今已累積20講以上，講者包括國內之章開沅、顧衛民、陶飛亞、徐以驊、孫尚揚、史靜寰、王立誠、韓琦；台灣之林治平、查時傑；美國之Winston Crawley、Daniel Bays、Jane Kate Leonard；本港之梁元生、李志剛、朱心然、梁壽華、謝吳道潔、劉少康及Lauren Pfister等。本系員生由是對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興趣，日見增長而漸成風氣。
其二，“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的成立。隨著本系對於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風氣日開之際。1996年，Barton Starr由於進行“馬禮遜研究計劃”，於本系設立“馬禮遜研究室”，除收集馬禮遜書信手稿外，亦不斷收集19至20世紀基督教來華報刊及差會檔案的 <p.287> 顯微膠卷，數量日增。Barton遂聯同筆者、黃文江及宗哲系Lauren Pfister發起成立文獻部，並獲校方同意，將文獻部設於大學圖書館內，由圖書館撥出部份經費，購買相關書刊。並成立委員會，成員包括上述開設文獻部的四位建議者，大學圖書館長及文獻部主管，負責擬定發展方針，是為“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的成立。委員會首任主席為Barton Starr（1996－1999），現由筆者出任第二任主席（1999－ ）。其間Barton對於文獻部開創，厥功至偉，並取得美國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贈款12萬元美金，購買器材及文獻資料。又獲本港浸信會出版社，研究香港基督教史著名學者施其樂（Carl T. Smith）及出身傳教士的著名社會活動家葉錫恩（Elsie Tu）等捐贈所藏資料、私人文件、手稿、書籍，使文獻部得以充實及順利發展，收藏日豐。現時文獻部共收藏中英書籍、期刊3,400多冊；顯微膠片20,000多件；顯微膠卷824卷；以及若干手稿、書函原件、幻燈、相片；及其它相關資料，成為本港研究中國基督教史重要之資料中心，日漸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然文獻部收藏資料方針，已由西方差會檔案及傳教士資料轉而著重香港華人教會、教牧及信徒相關文獻。[33]
其三，學術研討會召開及期刊的出版。隨著本校教師對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日漸關注，而成果亦陸續產生，遂盼與海內外同行切磋與交流。1996年，本校遂與美國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魯斯基金會合作召開“中國基督教發展史學術研討會”，邀約中外學者22位發表論文，其中尤以明清天主教史研究最多，海內外教會人士及學者，聞風而至者眾多，堪稱盛會。
<p.288> 至1998年3月28日，歷史系開始主辦“第一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邀約兩岸三地學者共13位，出席及宣讀論文，並由本地學者夏其龍、龐君華、邢褔增、黃文江分別報告天主教檔案處、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浸會大學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等之資料收藏情況，藉此慶祝本系《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的創刊。
至2001年初，再由歷史系與建道神學院合辦“第二屆近代中國基督史研討會”，並以“近代中國的基督教宗派”為主題，邀約中、港、台、日本及美國學者共31位出席，發表論文，其中以香港基督教史研究論文，最為突出。
近代中國基督史研究，日見蔚然盛風，而專業學報的創辦，時機已然成熟。[34]故在歷史系畢業校友陳繼強及聯董的支持下，由筆者主編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終於1998年創刊，至今共出版兩期，第三期正在印刷中。第一期為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專號，第二期為教會大學及華人信徒專號，第三期則為傳教士專號。
由此可見，本校關於中國基督教史的學術活動，日益增多，而其研究成果亦隨之而至。
其四，研究成果與出版。至九十年代歷史系師生的研究與出版，持續增長；而外系教師亦繼續此一領域的研究。綜觀其間有關的研究，皆以19世紀以降基督宗教來華宣教及其活動為主。而其出版則為中英雙語，而以專題論文為主，現擇其較具代表性者說明之。
就歷史系而言，堪稱師生齊頭並進，努力研究。其中Barton繼續 <p.289>“馬禮遜研究計劃”，並首撰馬禮遜之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的生平，探討此位少為學界注意的傳教士孩子（Miskid）在中英鴉片戰爭前後的活動。[35]而筆者亦在大學研究基金資助下，繼續黃乃裳的研究，以基督教改革者及革命者探討黃乃裳與清季改革及革命運動的關係。[36]並於1998年開始“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的研究計劃，以中國教會自立運動的研究角度，探討此間具有“香港浸信會之母”美譽教會的百年經歷。[37]
本系畢業生黃文江於中文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回系任教，增強本系此一方面的實力。黃氏自始即以西方傳教士為其研究方向，其碩、博士論文乃透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研究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漢學家（Missionary-turned-Sinologue）理雅各及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1838－1905）二人的生平及學術事功；[38]近日更進而從翻譯者角色重新視察傳教士李提摩太與清季改革運動之關係。[39]而同系朱 <p.290> 益宜，亦開始關注香港天主教瑪利諾修女來華宣教的事工，發表初步研究成果，並計劃撰寫專書。[40]
隨著九十年代浸會大學學位化的發展，Barton及筆者分別指導本系學生從事學士及碩士論文撰寫。其中有關此一專史的研究，成果不斷累積，自成一幟。就研究生而言，Barton一共指導了4位研究生，以英文撰寫與傳教士相關的碩士論文，包括彭淑敏研究廣州第一間女子學院──夏葛女子醫學院（Hackett Medical College）；張美娥研究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geman）、朱耀光研究倫敦傳道會米憐牧師（William Milne）及恆河外方差會；梁頌恩研究馬禮遜之子──馬儒翰；並指導3篇關於馬禮遜、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or）及梁發的學士論文（參附錄）。
至於筆者指導兩篇以中文撰寫有關近代中國基督教區域研究的碩士論文。分別為姜嘉榮對清季閩南自立教會研究、湯泳詩對於香港崇真會史的研究，均以中國教會自立角度進行探析。[41]就學士論文而言，自1991年至今，先後指導30篇，其研究課題，分別為華人教牧信徒──孫中山、蔣介石、吳雷川、許地山、羅香林、丁立美、倪柝聲、敬奠瀛、趙世光、謝扶雅、宋尚節、蘇恩佩等12篇；區域教會研究──閩南長老會、廣西基督教會、香港崇真會、中華基督教會之廣東大會及香港區會、沙田浸信會、播道會、青年會等8篇；教會大學──燕京、嶺南、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教會中學──真光、培英、培道三中學等6篇，教案研究2篇，報刊《格致新報》1篇，傳教士馬偕（George L. Mackay）1篇。（參附錄）
<p.291> 就外系教師而言，分別為Lauren Pfister及英語系的白潔蓮Gillian Bickley兩位。二人的研究及出版，加強了本校此一專史研究成果。
Lauren在理雅各研究的基礎上，進而探討理雅各相關的華人信徒，包括何進善（福堂，1817－1871），車錦江及王韜3人的生平及思想，藉此給予基督教史上的歷史地位。[42]此外，又關注傳教士的宣教策略，對中國文化態度以及翻譯聖經等問題。[43]而Lauren之研究，每多新見。至於Gillian則以撰寫香港首間官立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即今皇仁書院），校長史釗域（Frederick Stewart）傳記起家，[44]進而研究香港聖公會首任主教四美（George Smith，1815－1871）的生平及其宣教事業。[45]由此可見，傳教士研究仍為本校此一專史研究的主流方向。
綜上可見，本校師生對於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乃以傳教士、華人信徒及區域教會史三方面研究動向為主；此外，亦旁及教會教育、報刊及教案的研究，課題漸見多元化。而本校即在歷史系師生及外系教師的努力研究下，逐漸成為本港基督教學術界研究中國基督教史重鎮之一。
四、結論
<p.292> 20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體制，始於清季十年（1901－1911），而最終完成於抗戰時期（1937－45）。[46]其中近世基督教教會借辦學為宣教之媒，遂促成私立教會大學的產生，而以聯董之十三間教會大學最為著稱，對於民國高等教育及學術文化發展，貢獻良多。[47]其中尤以中國文史教學與研究，學者輩出，不讓其它公、私立大學。其中在非基運動刺激下，為求基督教本色化，不少投身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著名學者如陳垣、洪業、王治心等人。此外基督教入華，漸與中國社會結合，成為民間宗教之一環，教會傳教士、牧師，亦紛紛起而撰寫教會史，為教會傳道留下歷史見證。以浸信會為例，如吳立樂、劉粵聲、徐松石，及黃日強先後撰寫華人浸信會會史，至使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與著述，更形堅實。
上述13間教會大學中，上海滬江大學乃由美國浸信會所創辦，而下啟香港浸會大學創校模式的建立，故香港浸會大學即在民國教會大學辦學經驗及基督教學術研究的發展此一背景下，於五十年代香港創校。創校之初，首任校長林子豐已強調基督教信仰及中西學術結合的立校理念，從而促成歷史系師生投身於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特色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其研究始起於八十年代，成於九十年代，前後參與教師，包括劉家駒、楊意龍、李金強、史百川、黃文江等人；與此同時，宗哲系的費樂仁、英語系的白潔蓮亦分別投身此一領域，進行研究，從而開拓了明末清初、民國時期的天主教史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傳教士、區域教會及華人信徒的研究。
尤有進者，歷史系於九十年代開授“近代基督教傳教史”一科；設辦“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講座”；招收研究生，學士、碩士學位論文，<p.293>
日見累積，成果漸多；繼而召開研討會；主編《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遂能上承民國時期斷代專題及通史編寫的成果，而開展出近代中國基督教入華史及華人教會史研究的新方向。由此可見，本校師生不但確立此一專史的研究，抑且成為本港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主要推動者。
附錄：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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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1940）（香港：基督教文藝，1959，重刊），頁249－255。
[2] 周積明，〈清末新政通論〉，《求索》，第6期（1996），頁109－114；改革內容，並參Meribeth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一書。
[3]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6－117, 308－309, 320; 王成勉，〈尋求宗教與國家之間的平衡：論一九二○年代有關基督教大學教育的檢討〉，林治平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92），頁99。
[4]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pp. 484－485。聯董在香港支持創辦崇基學院，在台灣則興辦東海大學；輔仁、東吳兩大學則先後於台北復校，繼續民國時期教會大學辦學傳統。又崇基學院興辦及辦學特色，可參吳梓明，〈五十年來崇基學院的基督教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CSRCS Occasional Paper，4，2001）。
[5] 李金強，〈滬江大學〉，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基督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8），頁120－128；又滬江大學的發展史，可參John Burder Hipps,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Board of Found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64) 及王立誠，《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滬江大學的歷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二書。
[6] 〈教育部〉，《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1938－1958》（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58），頁24；早於1948年廣州召開兩廣浸聯會第63屆年會時，已有增設華南浸會大學之議案。及至1950年後，由於香港浸信會事業蒸蒸日上，會友日增，且所辦培正、培道、顯理三校，學生達五六千人，高中畢業生年約三百人，升學迫切。故聯會於1955年2月通過籌設專上學院，是為香港浸會大學的誕生。
[7] 林子豐，〈由浸會事業與高等教育談到香港浸會學院設立之經過〉，《林子豐博士言論集》（香港；香港培正中學，1965），頁180－183；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出版，1996），頁4－15；劉光昇為前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1896－1938）之子，學院成立後，被聘為訓導長，又聘滬大陳秀瑛協理教務及圖書館主任。劉湛恩生平及主理滬大時校政改革，以至日後從事抗日救亡而被日偽刺殺，參劉王立明，〈先夫劉湛恩先生〉，《中華教育界》，復刊1卷1期（1947），頁116－118；王立誠，同上註，頁169－185，260－272。
[8] 林子豐，〈浸會學院開學禮致詞〉，同上書，頁196－198。
[9] 謝扶雅，〈我與香港三間大學〉，《百齡詩文集》（香港：基督教及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91），頁261；《自辮子至電子──謝扶雅百年生平紀略》（香港：基督教文藝，1992），頁5－17。
[10] 王立誠，〈滬江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20世紀浸會華人高等教育事業歷史變遷〉，《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2期（2001），頁5－16。
[11] 楊翠華，〈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台北：聯經，1981）；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pp. 215－270。
[12] 吳梓明、陶飛亞，《基督教大學及國學研究》（福州：褔建教育，1998），頁104－237；其中尤以燕京、輔仁兩校研究成績最為突出。
[13] 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發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號（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教學發展中心， 1998 ），頁5－8。
[14] 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發展〉，同前註，頁7；又參王錦暉，〈文化調和──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9），頁23－37。
[15] 王元深、謝洪㬫生平，見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台北：中華神學院出版社，1983），頁6－8，102－106；又謝洪㬫的文字事工及其貢獻，可參其婿Samuel C. Chu,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Writers and the Church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頁195－216。
[16] 1938年美國浸信會神學院卡華（W. O. Carver）創設“美南浸信會歷史學會”，1995年改稱“浸信會歷史學會”（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Society），該會透過出版、研討會、合作計劃、資訊服務來推動浸會史的研究及交流，見http://www.baptisthistory.org；此外，英美浸信會史著述極多，而相關的教會史學者，亦名家輩出，較著者為Henry C. Vedder、Robert Torbet 及W.R. Etsep，參William Henry Brackney, The Baptis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pp. 299－302；又參Cory J. Hailey, “Baptist Historian W.R. Estep Dies; Scholar of Scholars’ among accolades,” Southern News, fall 2000, p. 20.
[17] 吳立樂生平，參 “Lila Watson,” Mss. 5 Box, Baptist Press (Hong Kong) File，藏於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
[18] 李金強，〈教會與社會：香港浸信教會之研究〉，《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307－311；又參〈兩廣名牧劉粵聲（1893－1960）傳〉，“二十世紀中國再詮釋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2001年6月7日至9日。
[19] 見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33）；《華人發現美洲概論》（廣州：廣東人民，1996）兩書。
[20] 參Chan Lai Ping，〈徐松石牧師〉，Mss. 9 Box 5，藏於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
[21] Paul Yat-keung Wong, “The History of Baptists Missions in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4). 黃牧日後又以中文撰寫相關課題的論文，〈本港浸信會開基史料攷據〉，《香港浸信教會75周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教會，1976），頁18－22；〈浸信會在港澳〉，《浸信會在華一百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浸信會聯會，1986），頁54－58；關於黃氏生平，可參其自傳《雲和月：黃日強牧師七五自傳》（自印，2000），〈黃牧師攻讀博士經歷〉，頁22－28。
[22] 章群，《唐史》，3冊，（香港：龍門，1979），頁697。
[23] 劉家駒，〈劉家駒先生生平史略〉、〈劉健先生年譜〉，《劉健先生遺文輯錄》（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1990），頁viii－ix、xxvii－xxviii。
[24] 劉家駒，〈十七、八世紀中國禮儀問題對歐洲學人之影響〉、〈從“剛恆毅樞機回憶錄”看近代中西文化之交流〉，〈從“剛恆毅樞機回憶錄”看羅馬教廷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剛恆毅樞機論孫中山思想〉，《劉健先生遺文輯錄》，同上註，頁8－94；又剛恆毅樞機主教以主張及推動中國天主教本地化而著稱，參顧衛民，〈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的歷程〉，《基督宗教研究》，第2輯，（2000），頁309－313。
[25] 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發展〉，同前註，頁8；並參蘇雲峰，〈專訪：劉廣京院士〉，《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下冊，頁1313－1314；〈悼念楊意龍博士（1949－1996）〉，《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第8期（1996），頁114。
[26] Jonathan Spence之書評，見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 1 (1984): 198－200.
[27] 呂實強於教案史的貢獻，參Murray A. Rubinste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One Scholar’s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 in China Mission and China Christian History, 1964－1986,”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4期（1987），頁116－117。
[28] 李金強：〈清季愛國基督徒黃乃裳之研究〉，《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813－832。
[29] J Barton Starr: “Documentary Editions as Historical Research: A Summary of ‘The Papers of Robert Morrison’ ”, History Education Forum, no. 2 (1999), pp. 1－8.
[30] Lauren Pfister, “The Failures’ of James Legge’s Fruitful Life for China” Ching Feng 31, 4 (1988); “Serving or Suffocating the Sage? Reviewing the Efforts of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ors of the Four Book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James Legge, Part 1”, The Hong Kong Linguist, 7 (1990), pp. 25－55; “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ames Legge, Part I & II”, Sino-Western Culture Relation, 12 (1990); 13 (1991); “Clues to the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ne of the most Famou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Sinologists—James Legge”,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30 (1993).
[31] 范徐麗泰，〈機會與挑戰──高等教育擴展計劃〉，《香港教育剖析──香港教育論文選》（香港：廣角鏡，1991），頁68－73。
[32] 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校史》，同前註，頁296－316、368－373、383、385－387、475－497。
[33] 李金強，〈華人教會歷史文獻的保存和意義〉，《基督教週報》，第1848期（2001年1月23日），六版；“Archive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2001).
[34] 李金強，〈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出版緣起〉，《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3期（1997），頁78－81。
[35] J. Barton Starr, “Son of the Pionee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fe of John Robert Morrison,”《香港浸會大學史學集刊》，第1輯（1999），頁169－181.
[36] 李金強，〈基督教改革者──黃乃裳與清季改革運動〉，《人文中國學報》，第4期（1997），頁189－212；〈從祖國到南洋：清季黃乃裳革命思想之源起1899－1904〉（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武漢，2001年10月16至19日）；〈評介詹冠群：黃乃裳傳〉，《人文中國學報》，第1期（1995），頁170－173。
[37] 李金強，〈教會與社會：香港浸信教會之研究〉；同前注，頁299－321；〈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運動：以香港浸信教會為個案〉（第二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2001年1月5至6日）。
[38] Timothy Wong Man-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96)，此為其碩士論文；〈歐德理的漢學研究〉，《王爾敏教授七十華誕暨榮休論文集》（香港，1999），頁197－218；“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Writings by Joseph Edkins, Ernest John Eitel, and James Legge,”《香港浸會大學史學集刊》，第1輯（1999），頁183－202； “Hong Kong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同前注，頁119－147；“The Limits of Ambiguity in the German Ident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rnest John Eitel,” Ricardo K. S. Mak & Danny S. L. Paau eds., Sino-German Relations: Multi-disciplinary Explanatio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1), pp. 73－91.
[39] Timothy Wong Man-kong, “Timothy Richard and the Chinese Reform Movement”, Fides et Historia: Journal of the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History, 31: 2, pp. 47－59.
[40]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 in Hong Kong: As Forerunners of Education, Social Services and Welfare, 1921 to pres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interpreti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7－9 June, 2001).
[41] 姜、湯二人的研究成果，亦見出版。姜嘉榮，〈近代中國基督教區域研究述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2期（1999），頁87－105；湯泳詩，〈香港華人教會之研究──以香港崇真會為個案〉，《建道學刊》，第16期（2001），頁137－175。
[42] Lauren Pfister: “A Transmitter But not a Creator: Ho Tsun-Sheen (1817－1871), The First Modern Protestant Theologian,” in Irene Eber, Sze-kar Wan and Kunt Walf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et A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pp. 165－192; “From the Golden Light Within: Reconsideration of James Legge’s Account of Chea Kam-kwong, The Chinese Protestant Proto-Martyr,”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James Legge, Abedeen University, 1997);〈王韜與理雅各對儒家憂患意識的回應〉，尹凱榮譯，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2000），頁117－147。
[43] “Re-thinking Mission in China: James Hudson Taylor & Timothy Richard”、“Missionary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Culture(s), 1860－1900” 及 “The Power and Puzzlement of Chinese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s, 1800－1860” 等會議論文，將於近日出版。
[44] The Golden Needle, The Biography of 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 (Hong Kong: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7).
[45] “Pioneers Denominations in China: George Smith (1815－1871), Pioneer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nd First Bishop of Victorica,” (The 2nd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5－6January, 2001).
[46] 李金強，〈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發展述論〉，胡春惠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頁359－370。
[47] 許蘇民，〈重新評估教會大學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章開沅編：《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1996），頁2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