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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2

科學尋覓上帝:科學與神學對話的嶄新現象

江丕盛

香港浸會大學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教授

   試想,如果一位頂尖科學家與一位傑出神學家同在一個研討會中出現,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相遇?這有可能是一個嚴肅的學術研討會麼?科學家與神學家之間會有什麼對話?

 

 

  科學家或許會這樣問神學家說:“對不起,你大概進錯了會議室吧?”他繼續說:“科學的探討其實完全不需要‘上帝’這個假設。這個科學研討會不可能與宗教扯上什麼關係。如果有的話,恐怕只能很抱歉地又說明了科學理性根本就容不下宗教信仰,或再一次證實了某一個神蹟並無科學依據,或甚至另一個神學教義的錯誤。

 

  也有可能是神學家很詫異地對科學家說:“你怎麼會在這研討會出現呢?”他接著說:“其實科學家應該多參加一、兩個宗教研討會。你看!宇宙這麼大,無論當代科學如何進步,總還會有不少連科學也無法解釋的事件,甚至是違反科學常理的奇蹟。但是,只要有宗教信仰,只要不再執著科學理性,這些奇事異蹟都不難理解,都可以有宗教的解釋!

 

  上述兩個假想的對話反映出一種科學與宗教“毫不相干”,或甚至“互為矛盾”的心態。對這些人來說,科學家與神學家確實同在一個學術研討會相遇,而且這相遇既非偶然又不意外,是早有計劃的安排,是科學家與神學家亟待進行的深切對談,是科學探索與宗教信仰的匯聚和交流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科學與神學之間對談可說是近30年來最卓越的跨學科研究之一。對話的嶄新方向與積極成果深受學術界重視。不僅有關的學術論著以幾何級數激增,專門探討對話的研究中心亦相繼成立。最主要的研究中心有美國的 Center for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s(Berkeley),Center for Theological Inquiry(Princeton),Chicago Center for Science and Religion (Chicago),Philadelphia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Science(Philadelphia),加拿大的Pascal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Faith and Science(Ancaster, Ontario), 英國的 Christians in Science(Perthshire),Ian Ramsey Centre(Oxford),以及歐洲的 Vatican Observatory(Vatican)、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heology(Sweden)。甚至頂尖學府如普林斯頓、劍橋和牛津等亦先後在90年代創設有關科學與宗教的專職教席,分別由 J. Wentzel van Huyssteen,Fraser Watts 及John Brooke 擔任。Celia Deane-Drummond 則是這領域的首位女教授,擔任英國 University College Chester 去年新創的“神學與生物科學”講座教授。此外,不少大學及神學院都開辦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科目,並獲得很好的反應。

 

鄧普頓宗教促進獎(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1]

 

  尤為令人注目的是,在被譽為諾貝爾宗教獎的鄧普頓宗教促進獎(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的32位得獎者中,竟有超逾三分之一(共12人)是致力於科學與宗教的對談,並且最近連續四年(1999-2002)的獲獎者都是在這對談上有傑出的貢獻。這12位鄧普頓獲獎者是,Thomas F. Torrance(1978),Ralph Wendell Burhoe(1980),Sir Alister Hardy(1985),James I. McCord(1986),Stanley L. Jaki(1987),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1989),L. Charles Birch(1990),Paul Charles William Davies(1995),Ian Barbour(1999),Freeman J. Dyson(2000),Arthur Peacocke(2001)和 John Polkinghorne(2002)。除了 Torrance 和McCord 兩位神學家外,其餘皆為自然科學家,而 Hardy,von Weizsacker,Birch,Davies,Dyson和Polkinghorne 等人更在科學研究上有極傑出的貢獻。科學家對宗教的濃厚興趣,以及科學對宗教的深遠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鄧普頓宗教促進獎為國際聞名的金融家及全球投資管理先驅約翰.M.鄧普頓(Sir John Marks Templeton)所設。他有感於諾貝爾獎對宗教與靈性貢獻的忽視,於是在1972年設立了鄧普頓宗教促進獎,褒揚那些致力以創新的和不同的方式來推動並增進人們對上帝和/或靈性認識的人。這是世界上獎金額最高的年獎,獎金超過100萬美元。

 

  自1973年鄧普頓宗教促進獎首次頒發以來,獲獎者包括來自基督教、回教、佛教、印度教和猶太教等不同宗教背景,除宗教領袖外,亦有醫生、律師、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等專業人士。得獎者中的德蘭修女(1973)和索玆尼辛(1983)亦為諾貝爾獎得主。當德蘭修女獲選為鄧普頓宗教促進獎首位得獎者時,她只是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修會中一位不為人知的修女,在加爾各答貧民窟裡默默地服事那些極度貧窮又遭遺棄的人。她的獲獎使她的工作獲得國際關注,並在6年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有鑑於科學與宗教對話在新世紀的重要意義,鄧普頓基金不懈餘力地贊助各種有關的研究企劃,例如, Science and Spiritual Quest;AAAS Dialogue on Science, Ethics, and Religion(DOSER);John Templeton Seminar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at Oxford;Expanding Humanity's Vision of God;Science & Religion Course Program 等。單以 Science and Spiritual Quest 而言,參與其中的就有 Charles Townes、William Phillips 及Ilya Prigogine 等諾貝爾科學家。

 

伊恩.巴伯(Ian Barbour)[2]

 

  伊恩.巴伯(Ian Barbour)1999年獲鄧普頓宗教促進獎(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他的獲獎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提名巴伯獲得此獎時,加州克萊爾蒙特大學(Claremont College in California)榮譽教授約翰.考伯(John B. Cobb, Jr.)說:“當代沒有人像伊恩.巴伯那樣,為迫切需要的科學與宗教在知識與價值觀上的整合做出如此獨創、深遠而持續的貢獻。就這整合所涵蓋的課題和領域的廣度來看,巴伯的成就無人能及。”

 

  巴伯是卡爾勒敦大學(Carleton College)的 Winifred and Atherton Bean 榮譽教授。他身兼物理學家、神學家和倫理學家三職,一生致力於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浸淫其中逾40載,並關注當代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倫理問題。1965年他出版了《科學與宗教中的課題》(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一書,開闢了科學與宗教跨學科對話的一個新領域和新紀元。這本書很快就成該領域的標準教科書,並使巴伯在國際上備受讚譽。科學與宗教的對話引起人們對兩者關係的探討,並研究這關係的歷史,比較兩者的方法論,進而探討宗教信仰對科學思維的意義,或科學理論對神學的衝擊,並關切科技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諸如能源政策或基因工程等的倫理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對話所產生的交流與互動,對兩者在新世紀的發展以及兩者關係的協調,作出重大的貢獻。

 

  巴伯1923年生於北京,童年在中國長大。父母親當時都在燕京大學任教。父親喬治.巴伯(George Barbour)是地質學家,曾參與周家口北京人顱骨年代的奠定。巴伯8歲時,全家因其中一個兄弟的健康問題被迫回返美國。他或許由父親那裡承繼了對科學的濃厚興趣。1949年,他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鑽研高能物理學。他在研究院期間曾擔任芝大 Enrico Fermi 的助教。Enrico Fermi 是全球第一位進行有關原子連鎖反應研究的學者。當時整個世界正為原子戰爭的陰影所籠罩,這促使巴伯關注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倫理問題,以及相關的宗教課題。1953年,巴伯決定往耶魯進修神學一年,但隨即發現自己對神學有莫大的興趣。他於是繼續留在耶魯,並於1956年取得神學學位。自此以後,巴伯一直同時在物理系和宗教系任教。耶魯進修奠下了巴伯日後獨特事業的里程碑,不但影響了他一生,也影響科學界與宗教界。

 

  科學和神學一向被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早在1965年,伊恩.巴伯便發表有關宗教與科學的重要議題,而這些議題更被視為開創當代研究科學與宗教領域的先驅。身為物理學家和神學家,他對這兩個長久以來被視為相互割離的領域都很熟悉。他為協調兩者關係所作的努力,使這兩大領域的學者都獲益良多。

 

  在70年代,巴伯在卡爾勒敦大學開始了一個名為“科學、科技及公共政策”的跨學科課程。他的研究與著作主要在下列範圍:比較科學與宗教的方法論,並探討宇宙、量子物理學、進化生物學和遺傳學的神學意義,又反思科技政策、能源、農業、電腦及克隆等所衍生的倫理議題。

 

  1989年,巴伯獲邀為著名的蘇格蘭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講員。科羅拉多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H.羅斯頓教授(Holmes Rolston III)對巴伯的演講有這樣的讚譽:“伊恩.巴伯近30年來一直處於宗教與科學對話的中心。吉福德演講堪稱是他事業的顛峰。這是一部傑出著作,它對今後議程擬定及信念形成的影響,將持續到下一世紀,甚至下一千年。巴伯知識的淵博和對關鍵問題的均衡評價,無人能出其右。”

 

  巴伯就科學與宗教課題及相關的倫理問題作了廣泛的著述和演講。他一共撰寫或編輯14本有關科學與宗教的書,以及50多篇學術論文。[3]他的《神話,模型和範式》(Myths, Models and Paradigm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4)獲提名美國全國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他的吉福德演講由哈波爾科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分兩卷出版,分別為《科學時代的宗教》(1990)和《技術時代的倫理》(1993),並獲得1993年美國宗教研究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圖書獎。這兩本書已經廣泛地被選為大學教科書。他的著作影響了整個世代的科學家、宗教學者、教會領袖,以至一般信徒。

 

科學尋覓上帝

 

  20世紀的自然科學把科研推向哲學或甚至宗教的層次。不單基督教神學家關注科學與神學的對談,當代科學家亦為極重視科學進程的宗教意義以及傳統基督教智慧對科學的啟迪。事實上,愈來愈多科學家參與科學與神學的對話。依筆者看來,科學家的積極介入,正是科學與神學對話在20世紀末邁向新高峰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當代科學家意識到,科學與神學的關係,不僅是神學、哲學或歷史學的課題而已,也同樣是科學的課題。儘管依照一般的說法,劍橋大學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並非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儘管他那《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是一部有關時間原始的科學論述,但整本書卻屢屢提及上帝,連正文的最後一個字也是上帝!正如無神論科學家沙岡(Carl Sagan)所形容的,這本書“也是一本有關上帝的書。‘上帝’這詞充斥整本書。正如霍金在書中清楚表示,他試圖理解上帝的思想。”[4]換言之,嚴謹的科學論述也可以是與宗教有關的著作。

 

  霍金視其量子引力宇宙學及宇宙大統一理論的探索為理解上帝的思想,但他肯定不是唯一的傑出科學家倡議科學理論的宗教意義。就以物理學為例,20世紀的宇宙學發展的顯著宗教意義早已吸引了不少科學家的興趣,甚至持守無神論或未可知論的科學家亦極之關注。英國著名物理學家蘭玆伯格(Peter T. Landsberg)在一個“熱力學的歷史與哲學”的研討會中就以〈從熵到上帝〉(From Entropy to God)為題,並宣稱“在一個科學會議上談論科學對神學的意義似乎是在打破一個禁忌。但那些作這樣想法的人卻是太落伍了。過去15年來,這個禁忌已經被除去。在談論科學與神學的相互關係時,我實際上只是順應著一股大趨勢,而這趨勢的出版浪潮甚至可以把我們一捲而去。”[5]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 Goddard 太空研究所主任賈斯特羅(Robert Jastrow)深深地感受到宇宙學新發現的宗教意義。作為一個不可知論者,他竟如是生動地描繪:“科學家已經攀越許多的‘無知’山脈,即將準備征服那最高的頂峰。正當他扒著最後一塊岩石攀身而上時,迎面而來的卻是一群神學家。原來在數世紀前他們早已經在那裡等待了!”[6]另一曾是不可知論者的物理學家戴維斯(Paul Davies)則宣稱“這說法或許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但依我看來,科學較諸宗教可以提供一條更為踏實的通達上帝之路。”[7]

 

  1998年《新聞周刊》(Newsweek)以〈科學尋覓上帝〉(Science Finds God)的封面大標題凸顯了近十數年來科學與宗教對談的一個重要趨勢,即愈來愈多科學家對科研的宗教意義的深切關注。[8]甚至非宗教性的權威科學學術刊物如《自然》(Nature)或《不列顛科學哲學學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等亦不時刊載有關科學與宗教的文章。此外,更有不少頂尖科學家在個人科研高峰之際,毅然放棄科學專業轉向宗教研究,並積極致力於科學與宗教的對談。例如曾在牛津大學執教的Arthur Peacocke[9]和曾在劍橋大學執教的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 John Polkinghorne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科學與宗教對話的意義

 

筆者認為神學與科學近年來的對話,有下列幾方面值得我們注意:[10]

 

  1. 一般人誇大了科學與神學之間的衝突。令人驚嘆的是,這種所謂的衝突已成為一種認識兩者關係的“典範”。問題是,這“典範”(應該說是“神話”)與歷史事實相去太遠了。科學歷史學家近年來深入探討並糾正這錯誤的歷史觀。[11] 事實上,不少偉大的科學家,如加利略(儘管他與教廷有衝突)、牛頓(儘管他的機械宇宙觀直接威脅聖經宇宙觀與神蹟的可信性)、法拉第(Michael Faraday)、麥斯威(Clerk Maxwell)以及無數的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等,都是有極深信仰或對神學有極大興趣的人。所以,神學與科學近年來的對話並非是一個嶄新、稀奇的現象,而是恢復一個持續已久的對話傳統。
  2.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西方近代科學的崛起乃是基於聖經的創造觀。[12] 由於這世界是被造的,因此它是偶發的、有秩序的。人必須經過科學的實驗觀察及理性的分析推論,才能真正認識這個世界。
  3. 古典自然神學(本體論、宇宙論)的論證今日仍然吸引著無數宗教哲學家的探討與辯論。新的自然神學論證〔如“宇宙大爆炸理論”(Big Bang Theory)、“人擇論”(Anthropic Principle)等〕,在本世紀末的神學與科學對話中,亦具誘惑力與說服力。另一方面,這宇宙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intelligibility)也常是對話的核心主題。科學引證人的理性與自然理性吻合;神學則指出這吻合乃因兩者都是基於創造主的理性。自然神學的地位與重要性再受神學家與科學家的關注。然而,這些“新自然神學”並不一定(也不應該)是企圖以純理性論證上帝的存在,而是要指出科學與神學的一致性。[13] 一般人以為二十世紀大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全然否定並棄絕自然神學。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巴特肯定自然神學在啟示神學之內(不是之外!)的地位與重要性。自然神學與啟示神學的關係,應該有如當代科學中幾何學與物理學的關係,而不是中古世紀多馬.亞奎那神學中雙層建築的關係。這即“信仰尋求理解”的真義。[14]
  4. 許多人忽略了科學理論的有限性和時間性。科學理論經常被修改、被推翻。這重要的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企圖把信仰建基於科學理論的自然神學是有其危險性的。另一方面,任何急於修改、推翻神學教義以符合新興科學理論(以之為最終真理!)的做法,也是極為不智的。
  5. 許多所謂的科學與神學的衝突,其背後真正的問題是“舊科學觀”與“新科學觀”、“哲學(如亞理斯多德宇宙觀)”與“新科學”,甚至科學家與政治家爭權的矛盾。科學家與神學家一樣,他們同樣會排拒嶄新的、革命性的科學理論。科學家與神學家都可能曾經熱烈擁護某一個科學論說,強烈反對另一個科學理論,而後再修改其原先所支持的看法,或最終又接受自己以其所棄絕的學說。另一方面,科學家也常因擔心同僚的譏諷而不敢發表自己的新發現或突破。剛逝世的著名物理學家派斯(Abraham Pais)在近著中曾列舉諸多實例說明不少最傑出的物理學家因擔心被同僚嘲笑而不敢發表原為自己最先發現的革命性理論,竟痛失諾貝爾獎![15] 換言之,在同一課題的對立看法的兩邊,都可能會有科學家與神學家的支持。我們因而不能盲目地把真理完全歸功於科學,把錯謬完全歸咎於神學。
  6.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其實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觀”之爭 :反對宗教信仰的人企圖在科學理論上建立其“自然非神學”(natural atheology),以論證上帝的不存在或聖經信仰的錯誤。任何急於在科學理論上建立敵視聖經信仰的“自然非神學”,很快地就發現他/她高興得太早了。他/她或許應該多花一點時間認識“自然神學”的歷史。
  7. 在神學與科學的對話中,許多人以為神學家應該只是聆聽者。神學家固然應該多向科學家學習,但是這絕不意味著科學家就不應是聆聽者,不能或不該多向神學家學習。事實上,今日許多頂尖的科學家意識到在科學範疇之外向哲學與神學學習的重要性,不但是為了可以更深地認識其科學工作的意義,也為了在其科學研究工作上有更正確的洞察與突破。例如西方科學必須擺脫亞理斯多德的宇宙觀才能有近代輝煌的成果。[16]
  8. 科學理論解釋事物現象;科學哲學又詮釋科學理論的哲學意義。許多科學與神學的衝突,正確地說,應該是某些科學哲學與神學教義的衝突。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科學家在科學方面的成就,並不代表他/她在科學哲學或基督教思想的認識,也不能作為解決科學哲學與神學教義衝突的權威。
  9. 劍橋科學家霍金倡言其時間理論若正確,則創造絕無可能,又倡言有關宇宙的整體理論即將被科學家發現,人屆時就可以知道上帝的思維。[17] 一方面,霍金誤解了聖經創造觀是本體問題,不是純時空問題。另一方面,建立物理世界的整體理論,解決全部物理世界的問題(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是否就解決了宗教或神學問題呢?科學家把神學問題當作物理問題去解決,與神學家把物理問題當作神學問題看待,恐怕都是同樣的無知與狂妄![18]
  10. 就神學而言,當代神學與科學之間的對話中, 突顯了神學的認知性、客觀性與確實性,也突出了受造宇宙的序列性與偶發性。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實在論(realism)或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在神學與科學兩個範疇的共鳴。 [19]

 

科學與宗教對話的意義

 

  劍橋歷史學家拔特菲德(Herbert Butterfield)曾如是說,17世紀近代科學的崛起對世界文化影響之鉅只有第1世紀基督教的崛起方能相提並論。數學家與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亦認為,宗教符號賦予人們生命的意義,科學模式賦予人們改造環境的能力,宗教與科學的影響如是之大,人類歷史未來的方向將取決於現代人如何看待科學與宗教的關係。[20]

 

  中華文化有數千年的科學和宗教傳統,華人科學家人數或亦冠全球,其中不少在科研上有極傑出的成就與貢獻。值得探討的一系列問題是,跨科際的進路和成果已是學術界共識,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為何在亞洲卻仍未起步?中華文化是否可以展開科學與宗教(並不局限於基督教)的對話?這對話進路與西方有何異同?跨越宗教之間對話的科學與宗教對話,如何深化我們對科學本質、宗教本質和對話本質的認識?跨科際的宗教與科學對話又如何促進文理交流及互動的學術,最終開拓出一個更為寬廣的文、史、宗哲等進路的文化空間?

 

  香港的科學家與神學家又是否先行一步呢?


[1]   參 http://www.templeton.org/default.asp 及相關網頁。
[2]    參 http://www.templeton.org/archives/IB-bio.asp 及相關網頁。
[3]    計有 Christianity and the Scientist(1960),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1965, 1971),(Editor)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ialogue(1970)、Science and Secularity: The Ethics of Technology(1970),(Editor and contributor)Earth Might Be Fair: Reflection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Ecology(1971),Myths, Models and Paradig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1974),(Editor)Finite Resources and the Human Future.(1976),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Human Values (1980),(With Harvey Brooks, Sandford Lakoff, and John Opie), Energy and American Values(1982),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The Gifford Lectures, 1989-91, Vol. 1 (1990),Ethics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The Gifford Lectures, 1989-91, Vol. 2 (1993),Religion and Scien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1997).When Science Meets Religion(2000),Nature, Human Nature, and God(2002).
[4]    Carl Sagan, “Introduction,” in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1996), p.x.
[5]    P. T. Landsberg, “From Entropy to God?” From Thermodyna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ed. K. Martinas, L. Ropolyi, and P. T. Landsberg(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91), pp.379-403. 引自 p.380。
[6]    Robert Jastrow, God and the Astronomer(New York: Warner, 1978), pp.105-106.
[7]    Paul Davies, God and the New Physic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p.ix.
[8]    Sharon Begley, “Science Finds God”, Newsweek July 20, 1998; and Kenneth L. Woodward, “How the Heavens Go”, Newsweek July 20, 1998.
[9]    Arthur Peacocke 為2000年鄧普頓宗教促進獎獲獎者。
[10]    更深入的學術討論,另參拙作,〈科學與神學對談的認識論:以霍金宇宙論為例〉,收於《基督教文化學刊》,第6輯(2001年10月),頁64-90;〈自然科學與基督教神學對談的知識論意義〉,收於何光滬、許志偉合編,《對話二:儒釋道與基督教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354-379;〈宇宙原始探索與基督教創造觀──對霍金 (Stephen Hawking) 量子引力宇宙觀的批判〉,收於羅秉祥、趙敦華合編︰《基督教與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3-29;及〈基督教思想與近代科學──三個模式的再思〉,收於《維真學刊》,第8卷,第1期(2000年),頁 3-23。
[11]    Colin A. Russell,.“The Conflict Metaphor and its Social Origins”, Science and Christian Belief, vol. 1, no. 1 (1989): 3-26.
[12]    Stanley L. Jaki, The Road of Science and the Ways to God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78 ; Harold P. Nebelsick, The Renaissance,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Science(Edinburgh: T. & T. Clark, 1992); Colin A. Russell, Cross-Currents(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85).
[13]    John C. Polkinghorne, Science and Creation(London: SPCK, 1988).
[14]    Thomas F. Torrance, “Natural Theology in the Thought of Karl Barth”, Karl Barth, Biblical and Evangelical Theologian(Edinburgh: T. & T. Clark), pp.136-159.
[15]    Abraham Pais, The Genius of Science: A Portrait Gallery of 20th-Century Physicis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    Harold P. Nebelsick, The Renaissance,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2).
[17]    霍金的宇宙模型,見 J. B. Hartle and S. W. Hawking, “Wav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e,”Physical Review, D28(1983): 2960-2975;其“時間無始,宇宙無因”或 “宇宙無因,何來創造”之說,見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18]    A. van den Beukel,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God and the Scientists (London: SCM, 1991).
[19]    T. F. Torrance, Divine and Contingent Ord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and Reality and Scientific Theology(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85).
[20]    參 J. H.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f。